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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時間:2024-03-22 09:21:55  來源:四川日報  作者: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列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諸多重要元素,首先說到的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使用“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來闡釋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向世界表明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對消除偏見、和諧共生的美好社會的向往乃至終極關懷。這一社會理想積淀著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滲透到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人際關系、風俗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中,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國古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懷

    在我國古代社會,天下的概念不僅指物質層面上的世界,也包含了意識層面上的世界,是一個含括了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整體。天下的統一和秩序,是中國古人對世界的基本認知和價值取向。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均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是中國古代儒家學派在闡發社會政治理想時明確提出的概念。天下為公原意指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應當傳賢而不傳子,它強調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理念,倡導人們超越個人私利,關注社會整體利益,以實現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后成為對于社會理想的構思和追求。天下大同集中體現了儒家所宣揚的“人人為公”的理念,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和人民都能和睦相處、和平共處,沒有差異、沒有戰爭,強調超越種族、國界和文化差異,以達到世界范圍內的和平與團結。

    “天下為公”作為一種價值理念,經常與儒家學派憧憬的“大同”社會狀態作為一組彼此關聯的概念出現,兩者同文而生、相互依存、互為表里。在《禮記·禮運》篇中,孔子指出自己所在社會的秩序已經崩壞,由“天下為公”轉變為了“天下為家”,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在此基礎上,孔子對此前的社會形態進行了肯定和總結,提煉出夏商周時期的“小康”社會和五帝時期的“大同”社會兩個理想的社會形態??鬃诱J為小康社會是“天下為家”時代的理想社會狀態,但社會的發展不應拘泥于此,“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世人應以“天下為公”為至高的追求,在這個精神的指引下去營造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理想社會形態,即大同社會。后世的儒者以此為標準,把“大同”社會作為社會治理的最終目標,在這樣一個社會系統中,物盡其用、和而不同,社會制度呈現出全民公有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地位平等、和諧相處,每個人都具有無私、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不同階段都能有相應的權益與作用。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展現了中國古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懷,顯示了他們的深刻智慧和遠見卓識,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于社會公平正義和世界和平發展的追求,具有超越時代的道德價值和政治意義。

    一部追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社會理想的奮斗史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內涵釋義,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演變,在歷朝歷代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一社會理想在先秦時期曾得到了廣泛的討論和闡述,受到諸多學派的影響。例如,墨家提出了“兼愛”的思想,主張“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以消除戰爭和暴力,實現天下太平;道家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主張“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順應自然和人心,實現天下大同;法家提出了“法制”的思想,主張“法者,治之端也”,以律令規范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秩序,實現天下為公……這些思想流派雖然各有側重,但都表達了對于社會和諧和世界和平的向往。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在秦漢以后也不斷得到傳承和創新。秦統一六國前夕,其大力推行“家天下”政治理念的行為與先秦時期“公天下”的理想信念產生了嚴重沖突,《呂氏春秋》應運而生,就如何限制所立天下國家之主“為公”不“為私”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時至漢代,董仲舒在為漢武帝所上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更化”“改制”的建議,并多次嘗試以堯、舜、禹的“三王之道”啟發漢武帝,這些舉措無一不指向儒家對大同社會的構想。隋唐時期,中國文化、經濟進入繁榮和多元時期,促進了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的擴展和發展。宋元時期,中國文化和經濟進入了一個轉型和危機的時期,也激發了人們對于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的反思和創新。宋代士人以“回向三代”為治政理想,他們既希望循“圣人之跡”以井田、禮樂等三代制度解決現實困境,又嘗試從“六經”中解讀更深層次的“圣人之意”,修內德而治天下。張載更是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為”之說,這一精辟論述正是對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包含的博愛傳統的最好闡釋。

    明清時期,隨著中國的封閉和衰落,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隨之覺醒和發展。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圍繞此社會理想進行了闡釋。王夫之主張“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顧炎武倡言“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認為人性自私,應該承認“私”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天下之公,還將“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個人道德要求。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抽離出公天下并將之作為憲制原則,以反對三代之后私天下的政治格局。近代以來,康有為的《大同書》,提出了“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思想,強調了對于社會制度和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創新。面對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孫中山把“以民為本”為基礎的大同理想作為西方制度中國化的突破口,將三民主義與大同理想對接起來,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注入了新的動力。

    縱觀整個發展史,中國歷代思想家站在各自所代表的階級立場上,對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作出了深刻表述,但由于時代與制度的局限性,“主權在民”的社會理想均未能實現,唯有中國共產黨把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融合起來,構建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進步發展的文化基石。

    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文化基因

    回顧歷史,支撐5000多年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是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秉持的是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追求的是和衷共濟、和合共生的崇高理想,推崇的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在承認彼此差異基礎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其蘊含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既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而不斷與時俱進,又有其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是中華民族對道德價值秩序和社會政治秩序的思考和關切。這一社會理想表明,人類社會秩序應當建立在不偏私的“公平公正”和“共同普遍”的基礎上,天下并不是個別人、個別國家、個別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天下,內在包含著中華民族對由仁義引導的道德價值秩序、由禮法建構的社會政治秩序的想象和思考。為了維持這種秩序的穩定有序,要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義,所有人、所有國家、所有民族都應平等相待、友好相處、守望相助,摒棄隔絕閉塞、強人從己、叢林法則。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塑造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道德境界。這一理念以“天下”作為審視世界的立場,在更普遍的人類立場上,以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價值理想構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表現出對“如何看待天下、如何與天下共處”的自信博大胸懷。其精髓在于,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態度承認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彼此理解,求同存異。這種承認不同、尊重不同的道德境界,也體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強調以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心態和胸懷去欣賞、接納他人。中華文明正是在整合內部差異、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的過程中,形成了開放包容的文明體系,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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